书籍是人类一项古老而伟大的发明，它的前生和来世色彩斑斓。以骨、简、牍、帛、泥版、纸莎草、羊皮、贝叶、纸张、磁盘等介质为材料的书，历经手工抄写、雕版拓印、活字印刷、激光照排、数据传输，进入自媒体时代。由业余到专业、由粗糙到精美、由零散到规模、由手工到机械，书之演化是魔幻的。时至今日，书的海量出版，使各类评奖的热度一增再增。英国有“年度童书出版商奖”“年度学术教育及专业出版商奖”等；我国除了“三大奖”，还有“年度十大好书”“年度中国好书”等奖项。
    何谓好书？杨平先生认为，好书“可读、有益，能给读者实际帮助”，具有较高文化品质、阅读价值。黄子平教授讲，“好书是看了就停不下来或随便翻开哪一页都想读下去的那种书”。对好书的看法，可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笔者以为，言之简洁、意达，言之有物、成理，言之优美、谐趣，内容与形式美感兼备是好书的基本特征。简言之，好书“悦耳悦目”“悦心悦意”“悦志悦神”。
    简而美。行文不一定如江河瀑布般流畅，遣词也未必要像湖光山色般迷人，譬如《世说新语》，纪事或寥寥数行，或三言两语，“读其语言，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、真致不穷。”

精而美。研读刘勰的文学论著《文心雕龙》，你必为其博大精深的体系而折服，亦为其妙笔生花而喟叹。良史莫不工文。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文笔华美、词句晓畅，堪称古代文献不可多得的名篇。李维的《罗马史》创造了通史体例，他像希罗多德一样，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史学家，也是一位语言大师，其叙事风格使人如临其境，拜伦言“李维的史著是生动的画卷”。《左氏春秋》记言词约义丰，“文典而美”“语博而奥”；《史记》更是传记文学的典范、古代散文的楷模，其写作技巧、语言风格无不令后人翕然宗之。   

善而美。善是一种价值判断，孔子听完《韶》乐，以为“尽美矣，又尽善也”。高尔基说：“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，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，如果不是书籍的话，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。”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巧妙地串联了100个故事，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鞭挞了腐败、丑恶，讴歌了爱情、善良，宣扬了“贫穷出圣贤”的思想。《聊斋志异》的主人公或神仙、或狐鬼，或升天国，或入冥间，诡谲绮丽，莫不是对善的追求和向往。    

醇而美。古法酿造把密封在坛里的酒存放于温湿度适宜的地方进行陈化，几十年后坛里的酒由于生成了乙酸乙酯，醇香四溢。《十三经》从孔子编订《六经》到北宋仁宗镌刻“嘉祐石经”，历时1500多年，经学家们反复考订、阐发、注疏、纠辩使之终成儒学经典。吕不韦集百家九流之说成《吕氏春秋》，出千金求一字增损。现代小说之父塞万提斯塑造了一个古怪的堂吉诃德，也刻画了近700个人物，其卓尔不凡的成就在于创作的精雕细琢，《堂吉诃德》上卷先行出版后塞氏又花了整整10年写作下卷。《三国演义》虚实结合的叙事风格、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、回肠荡气的英雄故事让人如痴如醉，一经问世走卒贩夫亦争相传抄。罗贯中名垂千古，但后人未必皆知精彩的三国故事千百年来如何形成。历史不会忘记毛纶、毛宗岗父子二人，他们为《三国演义》整理回目、修正文辞、增删情节、加工润色，功德无量。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，“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，纂成目录、分出章回后叹曰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作品如子嗣，著述如生产，可谓“陈年之酒一石仅存数升，百炼之钢千炉才铸一剑”。
    奇而美。“ 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活水乃读书之心得，是认知的升华与心灵之洞开。活水汩汩既是读书的境界，也是著述的目标。先贤把立言看得很重，“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”。孔子编订六经，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他不是不作，而是不轻易作。古希腊有一位诲人不倦的哲人——苏格拉底，像孔子一样也不曾著述立说。孔子在东方，苏格拉底于西方，二人博学、睿智、严谨，不留糟粕之精神垂范后人。纵观世界出版史，堪称佳作或名著者或为振聋发聩之作，或是常读常新之篇。前者像哥白尼的《天体运行论》、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、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读之如露沁心，似醍醐灌顶；后者如《孟子》《韩非子》，通篇智慧与哲理警策人生。
    好书也要图美、版美、纸美。咸通九年（868年）雕版印刷的《金刚经》文字凝重、刻画精致、墨色匀称。之后又有套版印刷，如三色套、四色套，使用上好纸、上等墨，彰显色彩美，堪称好书。之所以好，在于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。反观今日，一些人谋生存、求发展，把出版责任抛在脑后，急功近利，热衷炒作、跟风，在书的皮相上大做文章，而荒于内容生产。欣慰的是，党的十九大后由于政策和管理的调整，图书出版出现了积极变化。若能久久为功，风气一定转好，好书必然越来越多。